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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小說經典:群星璀璨 百川入?!来鄯e型作品《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一瞥

    作為中華文藝百花園里的一簇奇葩,明清小說中被稱為中國古代“四大名著”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早已成為重要的中華文化符號,是各民族共享的精神財富。尤其是誕生于明代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這三部典型的世代累積型作品,從其本事發生到蛻變為通俗故事,再到出現集大成性質的案頭定本并持續、廣泛傳播,始終伴隨著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


    三國故事、水滸故事、西游故事的演進和傳揚,是在中華文學版圖中進行的,是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基質內實現的。在這一過程中,中原地區文學家發揮了主動力作用,不僅深刻影響著故事演化的進程、軌跡,也模塑出故事的主體形態,并將一系列核心品格、氣質凝鑄其中。但所謂“世代累積”,并不單是中原漢族作家、作品“行列而來”,而是多民族文藝經驗交疊、滲透、拼合而成的一幅巨大“光譜”。即便在集大成定本問世以后,故事的賡續傳播實跡既立足“中原文化輻射式影響”這一模式,也受益于多民族敘事經驗。各民族的敘事經驗通過地域、信仰、媒介等“文化濾器”,相互“轉譯”、借鑒進而交融,并有所選擇、有所改易、有所創造,使其更加富有生命力。因此,高度關注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鑒融合的作用,既有利于還原中華文學經典生成的真實生態,也是我們分析與闡釋《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等世代累積型作品思想性、藝術性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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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事:世代累積型作品的文化交融背景

    一個顯著但可能被忽視的歷史事實——《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這三部作品,其本事發生的時代,正是歷史上中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時期。

    楊義先生曾指出:“中華民族的原本生存和發展狀態,是多部族和民族(包括一批古民族和今存的56個民族)在數千年間不斷地以各種態勢和形式交兵交和、交惡交歡、交手交心、交通交涉,上演了一幕幕驚天動地、悲歡離合的歷史悲壯劇,從而衍生出燦爛輝煌、多姿多彩的審美文化創造,并最終形成了一個血肉相連、有機共生的偉大的民族共同體?!倍叭龂薄八疂G”之本事,正是在民族之間“交兵交和”“交惡交歡”背景下發生的。若拘泥于具體作品(尤其集大成定本),讀者看到的往往只是政權之間的割據與對抗(尤其是戰亂),但回歸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歷史維度來看,這種沖突客觀上也某種程度地刺激、推動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如漢末三國時期,群雄逐鹿中原,連年征戰,北方的匈奴、鮮卑等民族隨之大規模內徙,邊疆地區也處于動蕩之中。為應對“天下之勢”,各方均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作出調整,以求在“板塊劇烈碰撞”的特殊時期維系生存。及至“三足鼎立”之勢形成,大家進而以局部活動與“鼎足”態勢形成互動。對于邊疆各民族,魏、蜀、吳“三國”采取了相應政策,而這也直接影響了其在歷史上的形象以及進入后來故事系統的文學形象。

    總體說來,蜀漢政權對少數民族推行的是懷柔之策,即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所講的“西和諸戎,南撫夷越”。曹魏、孫吳兩個政權則有所不同。

    從歷史的角度看,“三國”對少數民族所采取的策略,是其霸業意圖的產物,需要回歸具體的歷史情境去分析。而當“三國”由歷史形象向文學形象過渡時,不同民族政策的歷史實跡也與“三國”在公共領域形成的“刻板形象”相適應。蜀漢之懷柔,從本質上說是為其經略西南、聯吳抗魏的策略服務的,卻貼合了“仁德”形象,更成為主人公(尤其是諸葛亮)角色塑造上濃墨重彩的一筆。曹魏、孫吳對待少數民族的態度,則成為加重其作為蜀漢對立面形象的一個重要砝碼。其實,曹魏政權之策,某些方面客觀上也有利于促進各民族的往來。如大量氐、羌民眾遷入關中,推動了秦隴地區多民族雜居之文化生態的形成。

    歷史上雖有“交兵”“交惡”的時候,但各民族關系的主流依然是“交手交心”“交通交涉”,即交往交流交融,“西游”故事正是這種文化交流交融的產物??梢哉f,玄奘赴天竺求法的歷史本事,本身就是中原文化與西域各民族文化交流乃至中外文化交流的實證。

    六朝以至隋唐,是中華版圖進一步拓延的重要時期,以古代北方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等為主的交通路線的持續開發、拓展,極大地促進了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匯。在以商賈、軍士、藝人、僧侶等“流動者”為主體的經濟、技術、藝術、宗教往來中,觀念、知識、信仰也在傳播、融通;各種信息以口頭或紙質媒介廣泛流傳,使得中原民眾對西域等民族地區乃至更遙遠世界之想象有了更多附麗的依據和發揮的素材。從“求法本事”到“取經故事”的演化之所以能夠順利實現,無疑得益于拓延中的中華文化版圖這方“錦幕”。

    而在這方“錦幕”中,邊疆民族地區尤其值得關注。玄奘求法的本事最早由佛教徒完成“故事編譯”工作,代表作是《續高僧傳·玄奘傳》《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等。佛教徒基于一種“歷史構造”思維,將零散的事跡編譯為完整的事件流程,并以宗教想象推動故事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傳奇化。但這些文本主要流傳于佛教徒集團內部,玄奘本人又不耐俗務,這就導致民眾對其事跡的想象長期缺乏“第一手材料”,以致直到晚唐時期,中原地區的玄奘傳說基本上還停留在摩頂松、觀音授經等初級形態。在由“本事”向“故事”過渡的時期,目前可知最早的通俗“取經故事”為《大唐三藏取經詩話》,這應該是一部晚唐五代時期的俗講底本。它將我們的目光直接拉到西北(以敦煌為中心)民族地區——如果沒有這片土地的文化滋養,被包裹在歷史、宗教氤氳中的“求法本事”何時才能演變成通俗化的“取經故事”,恐怕還是未知數。

    進一步說,世代累積型作品往往是從中華文化版圖這方“錦幕”中浮現出來的。其本事就具有多民族文化的深刻歷史烙印,而在向通俗故事過渡、轉化的關鍵時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是起到了催化作用。


    人物:世代累積型作品多民族敘事的核心

    無論中國敘事傳統還是西方敘事傳統,敘事的核心都是人物。

    考察世代累積型作品的多民族敘事,少數民族人物及生產生活方式和當地自然人文景觀必然是首要切入點。百回本《水滸傳》在征遼故事部分集中描寫了少數民族將士,但對其形象的塑造往往存在刻板化傾向。如第83回對阿里奇的描寫,與其說是一種歷史真實的再現,不如說是基于舞臺藝術形象的再加工。這個文本涉及的多民族雜居地區也很多,但在形象塑造上都顯得過于簡單,如高老莊在烏斯藏國的場景描寫等就基本上沒有體現出特色。

    相比之下,《三國演義》對少數民族首領孟獲形象的塑造還是比較成功的?!度龂尽分袥]有對孟獲的記載,裴松之注引《華陽國志》呈現了“七擒七縱”事跡,但其關于孟獲的書寫已有明顯文學化傾向。而當這個人物真正成為文學形象時,又生成了兩副面孔:在西南民族地區的傳說故事里(如彝族《孟獲的傳說》、布依族《花米飯》等),孟獲乃英武神圣的部族首領,是受崇拜的偶像;在《三國志平話》中,他則顯得顢頇魯莽有余,僅僅作為諸葛亮“多智多謀”形象的反襯。

    羅貫中則“據正史,采小說,證文辭,通好尚”,吸收各民族歷史、文學敘事經驗,在歷史構造(七分事實)的基礎上進行文學想象(三分虛構),將上述事跡演繹得別開生面。但究其本質,《三國演義》中的孟獲形象仍是服務于敘事意圖的功能性人物??梢?,僅僅從這一定本中觀察少數民族人物,會更多地看到一種刻板化、功能性形象。

    所以,本文討論多民族敘事經驗對人物形象的影響,更注重其在人物形象塑造之歷史過程中的積淀。以孫悟空形象為例,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多民族敘事經驗累積、沉淀的產物。

    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學界關于孫悟空原型的討論,主要是“外來說”與“本土說”之間的角力。持“外來說”者主張悟空形象源自印度神猴哈奴曼;持“本土說”者則認為本土神話、傳說、民間故事中有不少神猴(猿),可以從本土形象中發現其原型,如無支祁、白猿精等。當代學者則多持折中意見,承認兩種主張各自的合理性,進而認為孫悟空形象是中外文明交流、碰撞、融合的產物。

    歷史上,在中外文明交流的過程中,邊疆民族地區往往發揮了“濾網”的作用。孫悟空形象中確實可見哈奴曼的影子,這是不爭的事實。但古代印度史詩中的神話形象是如何傳入中國并為中原故事系統所接受、改造的?更進一步說,“外來”的神猴要通過“濾網”處理,才能進入中原故事系統。換言之,這不僅僅是中原文明對異域文明的直接接納,也有周邊地區各民族對異域文明的受容,進而通過多民族敘事經驗拓展了向中原傳遞的路徑。

    由于目前所見最早的孫悟空形象直接原型是“猴行者”,學界目光自然移向西北民族地區。蔡鐵鷹先生在討論“猴行者”文化淵源時指出:“古羌人的猿猴故事可以看作是《取經詩話》產生的重要文化背景?!边@是極有見地的。哈奴曼形象通過北方絲綢之路傳入中原,必然經過了西北地區多民族敘事“猴祖記憶”的過濾。

    況且,“猴祖記憶”不是西北多民族敘事獨有的,哈奴曼形象傳入中國的路徑也不止一條。除北方絲綢之路外,還有南方絲綢之路(川滇至緬印通道)和海上絲綢之路??紤]到海上絲路的開發時間略晚,哈奴曼由海上登陸的時間大概在宋元時期。南方絲路的開發時間則很早,漢代已初具規模,至唐代已相當成熟。這也是哈奴曼傳入中國的一條捷徑。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說:“在八、九世紀以后,《羅摩衍那》已逐漸傳入斯里蘭卡、緬甸、泰國、老撾、柬埔寨、馬來西亞等地。從這一帶再傳入中國,是比較方便的?!?/span>

    西南民族地區的“猴祖記憶”也十分常見,這與西北民族地區又是相連相通的。王小盾先生曾指出:漢藏語系各民族中普遍存在具有原始信仰涵義的猴祖神話。直到如今,依然可以在西南少數民族的文獻典籍、口承故事、民俗儀式、傳統藝術中看到這些神話的遺存。這些跨越民族邊界的圖騰崇拜和神話傳說,正是故事由西向東、由周邊向中原傳播過程中“神猴”形象進入故事系統的天然基礎。換句話說,哈奴曼形象所通過的“濾網”包括西北、西南等多個渠道。這也是由藏彝走廊連接起來的多民族地帶,其銜接著南、北絲路,形成了一條橫亙綿延的文化網帶。

    不止西游故事如此,多民族敘事對世代累積型作品人物塑造的影響是普遍的,它不僅發生于漢文定本出現以前,也在其之后。由定本確立的人物形象,在由中原地區向周邊民族地區傳播的過程中,必定與當地神話傳說和民俗信仰相結合,成為其藝術傳統和知識系統的一部分。


    漢文定本的影響與多民族敘事的活力

    毫無疑問,世代累積型作品的漢文定本具有恒久的藝術魅力和無窮的闡釋空間,在公共傳播方面也有著無與倫比的優勢?;诖?,我們有時候會在其“影響研究”框架內陷入一種單向邏輯:定本形成后即開始輻射式的傳播,周邊多民族敘事隨之進入“后定本時代”,即以定本為藍本,亦步亦趨地演繹故事。當然,這類作品確實存在,但主要是翻譯作品,如阿日那蒙古文《西游記》、無名氏回鶻體蒙古文《孫悟空故事第一回》等。事實上,更多“后定本時代”的多民族敘事依舊保持著自身文化活力,一方面吸收漢文定本的經驗,另一方面又直接傳承本土傳統,并結合自然、信仰、風俗等因素進行重構、再造。

    如彝族長篇故事《勒格詩惹》在人物、情節等方面明顯受到羅貫中本《三國演義》的影響,但與其塑造方式相反,孟獲的形象依舊是正面、高大以及崇高的,具有英雄的神話色彩。特別是“七擒七縱”的情節,目的在于強化故事的傳奇性和人物的立體感。

    再如古彝文《唐僧取經記》。有學者推測此書來源于明朝初年漢族移民帶進彝族地區的民間話本,也有學者認為其源自百回本《西游記》。但無論怎樣,受到某部漢文祖本(甚至定本)影響的古彝文《唐僧取經記》,其自身特色依然十分鮮明。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少數民族敘事(尤其儀式文本)引入“西游故事”,可能既緣自漢文小說的審美影響,也出于民間宗教實踐的需要。彝族畢摩之所以唱說“西游故事”,目的是證明其所用經書的權威性、神圣性。侯沖先生在對一些地區流傳的《佛門請經科》進行考察時指出:“《佛門請經科》及與之相關的唐僧取經故事,它們出現在齋供儀式中的原因,是為了說明道場所用經是唐僧從西天請來的?!边@就為齋供儀式文本的權威性與神圣性提供了保障。再如明顯受到百回本小說影響的壯族師公經《西游記》唱本開篇言道:

    嘆故事,去西天取經,和老龍相爭,就造有經文。去閻羅退事,就領做齋場,前進十八年,到西天才回來。只嘆唐三藏,去靈山請經,去到廟雷霆,得經來齋薦。

    它明確指出,本場齋薦所用經卷是唐僧取來的。這與畢摩經引入故事的邏輯完全一致。

    同時,多民族敘事對故事的細節處理,通常會結合自身的藝術傳統。如古彝文《唐僧取經記》通天河一段,將經書沉入水中的是一條紅魚:

    來一條紅魚,說來一句道:“上天入陰書,分一份給我,一千多年來,我都在海中,未見過此經?!碧粕托姓?,開口把話說:“沒有你的份?!笨蓱z的紅魚,感到很傷心。就將那些書,吞到肚里去。貪吃的八戒,沉入到海中,去哄弄紅魚,將它騙上岸,叫它吐出書??蓵呀€,沾滿了污泥。

    作為個案看,這似乎是將“鯉魚精”和“老白黿”合二為一了,但類似情況在其他民族的唱本中也可以找到,如壯族師公經《西游記》通天河一段馱師徒過河的也是“鯉魚精”。這說明在西南民族地區流傳的“通天河故事”有相對穩定的形態,“魚怪作祟”是一個比較固定的情節焦點??傊?,百回本小說所確立的“老白黿”形象對這些唱本的影響不是絕對的,本土文化經驗在情節構造、人物塑造等方面依然起到了重要作用。

    更進一步說,中原文化與邊疆少數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是多民族敘事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源頭活水”。中原文化的吸納、整合、改造能力是強大的,對周邊民族地區產生了持續而深刻的影響。與此同時,長久以來邊疆民族地區始終與中原文化“圓心”保持密切的良性互動,并且在參與世代累積型作品的重述、再造過程時,也始終以自身的藝術傳統和知識系統為參照,保持了鮮明的敘事特質。

    綜合以上,可以看到:在上述世代累積型作品生成、傳播過程中,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交融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從本事到故事,再到形成集大成性質的定本以及后世賡續傳播,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是“世代累積”過程的基本語境?!度龂萘x》《水滸傳》《西游記》等漢文定本的出現,固然得益于中原歷史敘事、文學敘事的傳統以及漢民族優秀作家的書寫,但同時也正因為有了多樣性、多元化的多民族敘事經驗,這些故事才如我們當今所看到的那般龐大豐盈、鮮活生動。

    回歸故事,無論是章回體歷史演義小說的開山之作《三國演義》,還是開白話章回體長篇小說先河的《水滸傳》,或者是章回體長篇神魔小說、浪漫主義小說的巔峰之作《西游記》,將這些作品的誕生、演化和傳播納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歷史背景下的中華文學史建構、書寫過程,便能真正發現其藝術魅力和文化活力之所在。

    或許,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比喻作為收束:以《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等明代經典小說為代表的世代累積型作品的生成、傳播,既呈現“群星璀璨”的壯觀景象,更具有“百川入?!钡暮愣ㄒ幝?。各民族作家的優秀作品猶如滿天繁星,熒動輝耀、遙相呼應,共同織就了中華文學的浩瀚星空;各民族敘事經驗猶如一道道古老而悠長的溪流江河,沿途吸納、匯聚多方而來的活水,翻騰著浪花奔流到海不復回,百川的最終歸宿是?!腥A文化遼闊而深邃的大海。正是在這無垠的海面上,世人得以聆聽中華民族文學之聲的永恒交響。



    來源:《中國民族》2022年第4期

    責編:江凌 張昀竹 王孺杰  流程制作:王怡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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